作者 须弥山主人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这个日子本来也没什么的，后来就变得很特别了。
那天上午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中午，广播该结束的时候不结束，老是
说一句话：“今天下午三点钟有重要广播，今天下午三点钟有重要广播。”
说话的是一个女的，普通话非常标准，跟公社里的女播音员很不一样。
广播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清晨五点半广播一响，就要起床了。不过我总
要在床上再赖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中午广播一响，大人们都该下工了，回
家做饭吃饭洗碗洗锅喂猪，等十二点半气象消息报完，广播结束，他们又该
到田畈里去了。
每次一个节目结束另一个节目开始，广播里都会传出滴咧扑落的声音。
在我的想像中，公社里的那些人，就是在一间房子里，穿着木头鞋跳来跳去，
所以才弄出了这种声音。但广播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老是说有重要
广播。
四周静悄悄的，重要广播四个字似乎很有威慑力，我在心里默默念着，
觉得很动听，可是竟不敢念出声来。
二哥坐在后门的门槛上，用柴刀削一根木头，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我走
来走去，外面太阳很好，所以屋子里面更加凉爽。这间屋子朝西的墙壁是用
竹子编的，像篱笆一样，外面糊了一层黄泥，有的地方黄泥剥落，西斜的太
阳就照进屋里。
然后，那个广播里就播出了音乐。
这个音乐我听过多次，是哀乐，很厉害，中央领导人死了，才会播这个
曲子。另外，我还知道中央领导人死了不能说死了，应该说逝世；别人死了
不能说逝世。如果我们村里死了人，只能说去世。为什么这样，我当然不明
白，但我知道，中央领导人一定死得比我们村里的人高级，所以用词也应该
高级。长大以后，我还看见过另外一些词，形容死得高级的人，比如崩，比
如薨。但这高级得有些臭，因为是说那些帝王的，不如中央领导人高级得香。
不过我上次看见一个老人死了，花圈上写的是逝死，这一定也有讲究。
我跟小舟商量过，写的人一定仔细研究过的。假如是蒋介石，只能说死了。
我亲眼在《浙江日报》上看到过，是一个题目：《蒋介石死了》。
哀乐播完了，广播里开始说谁死了。它没有直接说，而是报了一长串话，
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之类的，也弄不明白是
什么。播音员说话的速度很慢很慢，听上去一点不着急告诉我们究竟是谁死
了。报完这些定语，后面是主语，说：“毛泽东主席”。
我心里一跳，惊诧得说不出话。二哥猛地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我的
第二个反应是，党内出了叛徒，这个播音员先得抓起来，她喊反动口号！
果然，播音员毫不留情地说：“零时十分，于北京逝世。”
说出了逝世两个字，料想这个播音员也不算极其反动，说不定她说的是
真的。可是这个事情有些不对头，我从来没有想过毛主席也会死。他吃得好
穿得好，下巴上还有一粒痣，听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他还能把自己碗里
的饭分了一半给一个劳动模范吃，还听说他畅游长江，而且又叫毛主席，怎
么可能死呢？
那时我读的书有限，还不知道万寿无疆、万岁、永远健康等等词语跟人
的生命有关，否则，我就更不明白了。
接着我听到另一句话：“不可估量的损失。”不可估量是什么意思我不
明白，但这个词好像在朱德和周恩来的身上也用过，别的人，像董必武，只
能说重大损失。可见不可估量的损失比重大损失更高级。
周恩来死的那一天，大清早，我爸爸还躺在床上，我躺在爸爸的身边，
忽然听到爸爸“咦——啧啧啧，咦——啧啧啧”地叹息，非常非常惋惜的样
子，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又不敢问，起了床才知道。后来一些比较高级的
大人戴了黑袖套，我们却没有分到，所以我觉得这世道有些不公平。
我想，毛主席都死了，蒋匪帮美帝国主义苏修，会不会趁机打进来？以
后谁领导我们抵挡敌人？
既然毛主席逝世了，我得出去看一看。
村口的高音喇叭下面，聚着三四个人，是阿德他们，都很茫然地站在路
上。也许是我很茫然，所以看起来他们也茫然了。
这条路往西通向知礼岙，远远的几座山错落着，西天有一朵大大的乌云，
恰好罩住了太阳。别的地方却一丝云都没有。这也许就是因为毛主席逝世的
缘故。阿德伸手比了一下乌云，傻傻地笑了笑。空气里有一种特别的清凉，
无情无绪的，大家除了叹息几声，无话可说。
走到村子西头，一排粪缸中有两株高大的松树和几株楝树。我爬到楝树
上，骑在枝杈上，东张西望，觉得应该为毛主席逝世流泪。憋了很久，才憋
出两滴泪珠，但泪珠不够大，滴不下来。看样子平时口口声声说毛主席万岁，
关键时刻才暴露出来，我对毛主席的感情还是不够深的，只好讪讪地用手背
擦掉那一丁点泪水。
阿民走过来了，手里拿着一根扁担，担起粪桶。他是民兵连长，退伍军
人，也许我们村里对付蒋匪帮反攻倒算，就要靠他了。
我突然大声叫：“阿民！”
“哎？”他回过头来。
“你要提高警惕啊！”我说。
阿民愣了一下，估计动了动嘴唇，但没有说话，挑着粪桶走了。
我稍稍有些放心了，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十足的背时佬。小学一年级的时
候，我向爸爸的同事唐叔讨报纸，拿回来包课本的书皮。唐叔说，课本有什
么好包的？用过了就扔掉了！我想到老师说过的话，理直气壮地回答：“我
是为了保护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书！”不料，唐叔一点没对我肃然起敬，也没
有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反而笑骂了一句：“小呆子！”
也许阿民心里也在暗暗骂我“小呆子”，只是他不方便说出来。
在树上坐了一会儿，看见溪中央露出的一块草地上，阿德的妈妈正蹲在
被子边上，孤零零的样子。我们村秋天要缝被子了，先是在溪边洗好被单，
在石滩上晒好棉絮，然后在溪边空地上缝好，再搬回家。
我想，都什么时候了，她还在那里翻被子，觉悟真低啊。
不知道阿德、小舟他们都去哪儿了。我有些无情无绪，下了树，涉水过
去，走到阿德的妈妈身边，蹲下来，看着她拿着长长的絪被蚁线（缝被子的
针），在头发上磨几下，刺入被子里。
“你知道吗，毛主席死了。”我说。
“哼。”她应了一声，也许说的是“嗯”。
我想，她怎么就这一点反应啊？难道她不怕吃二遍苦，遭二遍罪？她也
算是贫农出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怎么对毛主席的感情比我还不如？
可是假如说她是特务，我是不相信的。因为她的老公是贫管组组长，经
常在学校里演讲，忆苦思甜，向我们倾诉他小的时候，怎样到丁宅去放牛，
他姐姐怎样哭着送他走。最后，他就会说，要好好读书，不识字，看不懂地
主的账目，我们就会被剥削。他确实不识几个字，所以演讲不用稿子，但从
来不出问题。
五保户老李就出过问题。叫他忆苦思甜，他忆来忆去都是1960年1961年
那时候的苦，弄得后来老师再也不要他来忆苦了。老李还做过一件事情，在
办大食堂的时候，他拿着一把铁锨去扒大食堂的墙，一边骂人，说这样吃下
去，不吃倒灶老天就没眼睛了。幸亏他是最贫的贫农，否则很可能戴上“对
社会主义不满”的帽子。听说邻村就有这么一个人，家里有一大把钞票，去
镇上转了一圈，回来就用柴刀斩碎了钞票，说货柜上什么都没有，要钞票有
什么用？后来他就被抓起来了。这样污蔑社会主义，在我看来，枪毙还有多。
在阿德的妈妈那里，我可能只是想博得她的一声叹息，找一点共鸣，分
担一点惶惑。但她不理我，我也没有办法，只好涉水回来。
倒是遇上了小舟。
在小舟那里，我找共鸣的欲望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我们一边为这件关系
到天下气运的大事担忧，一边猜测，阿辛，那个地主的儿子，现在肯定非常
得意，也许正在翻着他爷爷的变天账，我们得千万当心。另外，我们心里对
以后的日子一点底都没有。世界肯定已经变掉了，就像山要倒下来，天要塌
下来，可是力气最大的人已经死了，我们再也没有希望了。
“她，”小舟远远指着阿德的妈妈，似乎觉得她稳稳当当地缝被子，显
然是一个很不觉悟的人，比起我们这样忧国忧民，差得太远，所以既愤懑，
又有优越感地说，“她还不知道呢，这种人会知道什么？”
“我已经告诉她了。”我不好意思地说。
第二天到了学校，看到这些与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个个脸色凝重，轻声
交换昨天听到广播后的所见所闻。只要一个眼神，互相间就心领神会，知道
都在担心，怕党会变色，国家会遭难，老百姓会被地主用皮鞋脚头乱踢。
这么多人，虽然年纪都很小，但个个都懂事地愁眉苦脸着。我忽然想笑
一下，但想了想，还是不敢。
倒没有人提起昨天的那片乌云。我也不敢提，因为这有点儿像散布迷信。
虽然毛主席是红太阳，虽然毛主席昨天已经死了，但是，乌云遮住红太阳，
那还是不能说出口的。
“唉，”小立比我小一岁，看见我先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我以为毛
主席有好几个，死一个还会有一个顶上去，没想到就这么一个。”
“毛主席万岁这句话，还能不能喊？”另一个人问。
这时，我才突然明白，“万岁”两个字，是说一个人有一万岁可以活。
当时我们经常开批斗大会，批判什么人了，地富反坏右照例陪斗。有人
领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有时，为隆重起见，喊的是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后来才知道，这叫做“山呼万岁”。《汉书》上说，武帝登上嵩山的时
候，大家都听到山里面传来了三声“万岁”，好像山中的回声一样。所以
“山呼”又叫做“嵩呼”。“山呼万岁”后来成了臣子朝见皇帝的仪式，臣
子跪左膝，掌管朝见朝廷的司仪官高喊“山呼”，臣子叩头说：“万岁！”
司仪官再喊：“山呼”，臣子再叩头说：“万岁！”司仪官又喊：“再山
呼！”臣子又叩头说：“万万岁！”有一次我写作文，不知怎么的写到皇帝，
说是大臣山呼万岁，结果被老师改成了三呼万岁。
但我们与古时候的臣子不一样，不用司仪官喊“山呼”，也不必向毛主
席像叩头；另外还有不一样的是，我们也没有像臣子那样领取工资。另外，
只有像戴碧荣那样的人，才会非常幸福地见到毛主席，我们是从来没见过，
但万岁万岁万万岁却喊过万遍万遍万万遍。可见，比起古时候的臣子要朝见
的时候才喊，要自觉一百倍。
我们村里有一个老人，他从来只称毛主席为“万岁”，我第一次听到的
时候，心里很奇怪。但墙壁上有很多毛主席像，旁边写着两行字，“毛主席
万岁，共产党万岁”。有一次，我听见有人在毛主席像边上贴字的时候这样
问：“毛主席大呢还是共产党大？应该哪句话贴在右边？”边上有人说：
“按道理讲，应该是共产党大。”毛主席的画像边上，有时是另外两句话，
叫“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我有一个毛病，常常要改句子，比如听到
公交车的录音说“汽车转弯，请拉好扶手”，我会在心里改成“汽车扶手，
请拉好转弯”，所以也曾把那句话改成“听共产党话，跟毛主席走”，可是
一想到如果毛主席不管走到哪里，去吃饭还是去种田，后面都浩浩荡荡跟着
八亿人，这情形也太怪异了。
不过，1976年的时候，我还没看过古装片，也没有看过古书，不知道
“万岁”是皇帝专用的，只知道是毛主席和共产党一起用的，别人都不能用，
正如“打倒”，只能用在林彪、刘少奇、美帝国主义和苏修身上，用在别人
身上也不合适。
上课了，老师进来。老师的脸好像胖了一些，说话也似乎经过深思熟虑
了。他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
“化悲痛为力量”这句话，很快就成了流行语。我却暗暗想，悲痛怎么
能化为力量，难道人一悲痛，力气就变大了吗？后来看到“哀兵必胜”这个
词，才知道这话也是有典故的。但那个时候，我实在不大明白这些事情，比
如，后来有一个流行语，叫做“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我也不能明
白，损失既然造成了，现在干得不管怎么好，也只是现在没有损失，过去的
损失怎么夺回来呢？又比如，有的人被杀掉了或打伤了，要求执法机关抓凶
手，叫做“讨说法”，把凶手抓起来审判，叫做“还公道”，虽然我已经长
大了，但这些话我还是不能明白，总觉得透着点儿古怪。
但“化悲痛为力量”这几个字，在学生们中间还是引起了震动。
我们村子小，学生也少，一个班级是有三个年级组成的，共两个班级，
全校也只有十七个男生，比我高一年级的只有四个男生。当时，民兵已经在
晚上巡逻了，背着步枪，很神气的样子。所以，那四个男生凑在一起，神色
凝重地商量了一会儿，然后撕下练习本的纸，写了一张条子，要求造四把红
缨枪，晚上也在村外站岗放哨巡逻，免得美蒋特务来搞破坏。我看见他们的
四字写成了“の”，觉得很厉害，毕竟比我高一年级，能写草书；但同时又
感到不快，因为他们把我们低年级的排除在外了。
条子递给了老师，上课的时候，老师表扬了他们，然后说，他有一个字
不认识，大概是十七吧。他说，有条件的，都可以做一把红缨枪，晚上轮流
值班，到村外放哨巡逻，盘查外来可疑人等。
这种事情我们都在连环画上看到过的，还看到一些小孩子拿着红缨枪，
抓住了红军的大官，结果反而弄得很尴尬。还有一种消息树，日本鬼子来了，
树就倒下了。
问题是谁会做红缨枪呢？回到家里，都拖着大人，去找木匠、篾匠，有
的就叫爸爸或哥哥做，反正到了傍晚，已有十多个人肩上扛着红缨枪了。枪
头是木头做的，菱形，枪尖看上去很锋利，枪头装在竹棒上，有的还真的系
上了一蓬红缨。其中一支还包上了一层生锈的铁皮。我也做了一把红缨枪，
但没有红缨，枪头下面的两个把子，很快被我弄断了一个，用铁丝缠也缠不
上去，样子变得非常丑。还有的人手里提着反修棒，用漆染成一节红一节白，
也挺威风。
这样，我们上学去的时候，一个个都带着红缨枪，上课了，红缨枪就放
在墙角。
过了两天，村里的人都集中在大会堂里，给毛主席开追悼大会。
我们都学过很多毛主席语录，那时大人在田里干活，干到一半，集中休
息，还要学习毛主席语录。学校里吹哨子上课，老师进了教室，就会有人喊
立正，然后喊立正的人背上一句毛主席语录，别人也跟着背一遍。喊立正本
来是班长的事，可是班长常常不来上课，就谁都可以喊。有一个人最喜欢背
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句话一点不好听，大多数人比较喜欢的是“加
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节奏感强，铿锵有力。
所以我们都熟悉毛主席语录，连不识字的人，也知道老三篇。毛主席在
纪念张思德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
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
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
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
结起来。”
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太太死了，他儿子在路上还发表过演说，说那老太太
旧社会吃过很多苦，所以很光荣，所以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这
样说了几句，算是开了追悼会，再将棺材送到山上去埋葬。
没想到，现在要给毛主席开追悼会了。
这个大会堂很大，曾开过几次万人大会，一年前，还开过物资交流会，
就是镇上的人带了很多东西来卖，是一个大集市。阿德比较有做生意的头脑，
在开交流会时，捡了很多纸，卖了一元多钱，小舟有些妒忌，对我说：“这
次交流会，是给阿德在开！”
平时就是在大白天，大会堂也有点阴森森的，夜晚，里面就有鬼出没，
是一个陌生人，有时走到台上去，有时却在楼上。有一次，我在大会堂里捡
到一串钥匙，有彩色的橡皮金鱼，国强看见了，说，他看见这串钥匙是一个
鬼丢下的，要我将钥匙给他。我觉得他这样骗人，未免有些好笑，就故意装
作受骗，给了他了。还有人说，半夜里，里面会闪出光芒，或者有鸭子叫。
但大会堂里聚了那么多人，虽然是开追悼会，也不可怕了。
广播响了，先是一个播音员的声音，然后是王洪文的声音。王洪文的声
音很年轻，我也见过他的照片，长得挺俊的。我们知道他是副主席，是毛主
席的接班人。
王洪文叫我们起立，默哀三分钟。
大家都站起来。我看见老师很瘦的脖子，从衣领上露出来。正看得出神，
二哥站在我身边，偷偷碰了一下我的手，我才醒悟过来，应该低下头，不能
东张西望。
可是三分钟老是不到。我疑心三分钟早就过去了，但广播里没有声音，
说明在全国各地都还在默哀。全国人民都这样低头站着，一声不响，这种事
倒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美蒋特务趁解放军默哀的时候打过来，倒也不易
抵挡。
忽然，我身后有人大声说：“坐下！”
是阿味的声音。阿味是第二生产队的小队长，他竟敢叫我们坐下，胆子
可真够大的。但我们都很听话，坐下了。有一个人坐下后，看着阿味笑了一
会儿，但阿味一脸严肃，不理他。他在毛主席追悼会上发笑，胆子比阿味更
大，恐怕有点像反革命分子。
后来我听说，有两个姑娘被抓起来了。那两个姑娘是另外一个地方的人，
我也不知道是谁。在默哀的时候，她们看见一个癞子（秃头），脱下了帽子，
这个癞子从来不脱帽子的，所以她们看见了觉得好笑，笑了两声，结果当作
反革命关起来了。我妈说，她们虽然有点不对，但也是可以原谅的，不一定
就是反革命，所以也不必关起来。我相信我妈是对的，但别人觉悟这么高，
一定要关那两个姑娘，我也没有办法。
当时我担心的是，万一广播里又说一声“坐下”，那阿味怎么办？他不
是犯了政治错误了吗？
幸亏广播里没有这样说。我们坐下不久，王洪文又说话了，他让华国锋
致悼辞。
华国锋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提拔上来的，也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而且比王洪文更大。王洪文是副主席，华国锋是第一副主席。这个事情，很
久以前大队支书传达文件的时候，已说得清清楚楚。大队支书还说，华国锋
的“华”字，不要念成“和”字。在我们老家，这两个字的发音非常接近。
批邓就是批邓小平。那时候我早就知道很多党内坏人的名字了，他们在
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被批倒批臭，有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刘少奇、高岗、
饶漱石、林彪等等一小撮。他们干过一些什么，我不大知道，好像有的是投
降派，有的是叛徒，有的是内奸，有的是工贼，有的是机会主义，有的要篡
党夺权，有的要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总之，都不是好人，都是要我们吃二
遍苦遭二茬罪的。投降派我是知道的，但别的这些名目，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意思，我甚至不知道我其实“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回事，所以也没有想办
法去弄懂。
比如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我的想像中是这样的，右边有一股风吹过来，
书就被翻得哗哗乱响，所以要反击。这是我当时最深刻的理解。
毛主席一死，就有人说：“哎呀，邓小平心太急了，要右倾翻案，否则，
毛主席一死，他屁股一拱就能将华国锋拱倒。”我听见这句话，心里很庆幸，
好在邓小平心急，不然，华国锋这个第一副主席就有危险了。
华国锋的普通话远远不如王洪文好，口齿也不怎么清爽，所以王洪文说
话的时候，我倒是听明白的，华国锋说话，我一点也没听懂。
关于华国锋，后来又有许多事情，比如，毛主席说，按过去方针办事，
被王洪文他们改成按既定方针办事。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样改来改去是
什么意思，这两句话究竟有什么区别，我全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按过
去方针办事，就拨乱反正，粉碎了“四人帮”，如果按既定方针办事，那就
是我们吃二遍苦了。
拨乱反正这四个字，我第一次见到是在考初中的语文试卷上，要求造句。
我造的句子是：华国锋主席拨乱反正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回来后跟
人对照，另一个人造的句子正好相反，是“‘四人帮’拨乱反正”之类，我
一听就吓了一跳，提心吊胆好些日子，怕造错了句子，变成反革命，会被公
安局抓去。
王张江姚中的张是张春桥。“四人帮”粉碎以后，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终于缓过一口气来。原来他有一次看到张春桥的照片，对人说：“看张春桥
的面相，是一个奸臣。”说过以后，才想到张春桥是中央干部，他也提心吊
胆很多天，怕忽然有一天会被抓去。
幸亏粉碎了“四人帮”，大家都不用担心了。就连广播里重播毛主席追
悼会的节目，王洪文主持的几句话，也改成一个男播音员说了。我当时有两
个想法，一个想法是王洪文主持过的，虽然他已被打倒了，但改掉了他还是
主持过的啊。另一个想法是这个男播音员，会不会也被打倒？因为说那些主
持追悼会的话的人，已经有一个打倒了。
还有一个传说，是老师告诉我们的。当时“四人帮”要篡党夺权，江青
拿了一支无声手枪，走到华国锋办公室的门口，用枪口对着华国锋。华国锋
将衬衫掀起来，对江青说：“你要开枪，就打在我的胸口吧。”其实华国锋
早就偷偷按了一个铃，江东兴从另一个办公室走过来，一把就扭住了江青的
手，夺下了无声手枪。于是，“四人帮”就粉碎了。
开追悼会的时候，大家静静地听着华国锋说话，我们虽然都戴上了黑纱，
但没有人哭。我听说开周恩来的追悼会的时候，有很多人哭了。我觉得有些
奇怪，想想可能大家都化悲痛为力量了，所以才不哭的。我想，开完追悼会，
我们更要提高警惕，晚上更要好好巡逻，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只有星星，轮到我巡逻了。
我们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只有两百多人口，为什么会担心阶级敌人
破坏，担心美蒋特务反攻大陆呢？不知道大人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我
当时对中国的土地情况缺乏认识，糊里糊涂的，什么想法都没有，心里也许
还以为我们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中占了很大一块，只要翻过西边
那座山，全国的大好河山就可以尽收眼底了呢。
我提着红缨枪出门，一帮比我年纪更小的孩子跟在我的后面，很有些规
模。还有一个轮到巡逻的，是跟我同年级的女生小马。他们都没有红缨枪，
也没有反修棒，因此，我们这个巡逻队，只有我的一条破红缨枪。
小马是跟她爸爸老马一起来的。老马大概当过兵，前两年调到我们公社，
并且在我们村蹲点。他经常闹笑话，最好笑的一次是，他在溪边的路上，看
见在水中纳凉的水牛，只露出半个牛头，就拼命用石头砸，一边用难懂的外
地方言大骂，村里人闹了半天，才明白他的意思，说这些水牛眼看就要淹死
了，竟没有人管一管。不过他为人随和，还是个孝子，带着一个相当迷糊的
老娘。
我们巡逻的路是这样的，从村西头出发，在村庄和溪之间的溪滩，逆着
溪流的方向，一直往东西，溪那边是一条大路，路那边是一座山，所以那条
大路也应该注意。走到村东头，溪流折而向南，我们也向南走。
那里，在溪滩和村庄之间，有好大一块地，名叫上麻地，都是自留地，
成好多小块，分属好多户人家。我家也有一块，一般种小麦、青菜和番薯。
有一次我在种番薯，有一个人说：“你种得真好！真听话！”我很高兴。不
料，第二个人过来，说：“这样种是不对的，你种错了！”我心里就不高兴，
想，别人还说我种得好呢，你懂什么？后来才知道，我果然种错了，种得直
直的，应该是斜着种。但我虽然明白了，心里还是不高兴，想，你是大人，
当然会种，有什么稀奇的？
曾经有过传言，说这些自留地要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不知道为什
么没割成。资本主义的尾巴是很不光彩的。有一次，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说，
那些兑糖佬，挑着货郎担来，是什么性质的？是资本主义尾巴性质的；他们
是干什么的？是搞投机倒把的。本来我对兑糖佬是有点好感的，因为有一次，
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听到拨浪鼓响，知道是兑糖佬来了，在家里又找不到可以
换糖的烂铁或者鸡毛，急得追着兑糖佬大哭，兑糖佬放下担子，拿了一粒黑
乎乎的麦芽糖给他吃。我当时觉得兑糖佬还没有坏到像唯利是图的资本家，
可是听老师这么一说，我知道我还是被假象蒙蔽了，坏人就是经常用这种小
恩小惠，来欺骗劳动人民的。不像党和国家，从来不用小恩小惠。
上麻地以东，有一长溜大寨田。大寨田是像大寨一样开荒种田，那时候
我们都知道，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庆是一个油田，有一个叫做王铁
人的，说：“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有一部电影，一个人跳
到黑黑的水里面去，双手乱划，好像在游泳。非常派头。大寨在山西昔阳，
有一个纪录片，在下大雷雨的时候收玉米。大寨人说的是“与天斗、与地斗、
与阶级敌人斗”，还说“干部干部，先干一步”，觉悟是很高的，但我疑心
他们写了错别字，因为步与部两个字，写法是不一样的。大寨有一个陈永贵，
还有一个郭凤莲，都是很厉害的，陈永贵当了副总理，在纪录片里，他在中
央开大会，还戴着一块白头巾，坐在主席台上，东张西望。他说：“永贵啊
永贵，你千万不要忘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啊。”所以，我们公社那时有一个党
委书记，是从邻村提拔上来的。他年轻有为，每天穿着草鞋，也算不忘劳动
人民的本色了。关于他的提拔，我知道的一件事情是，有一年冬天，他们村
水库放水捉鱼，死了一个人，他将那个人树为典型，让远远近近的人来参观
学习。可惜他后来不要农村里的姑娘当老婆了。他们虽然没结婚，但听说已
经同过房，所以那姑娘去告了，结果他被抓去关了好多年，党委书记当然也
没得当了。
这些大寨田，到秋天，台风季节，经常被洪水冲坏，所以，我们村就经
常要发扬“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精神。不过到后来，这些田
还是全都荒弃了。
到了村子的东南头，有一座山，山的东坡边有一条路，名字叫“岭顶”，
是用很多石级筑起来的，北坡比较陡，南坡比较缓。路的东侧是悬崖，一眼
望下去，两脚都会发抖。据说有一个人从悬崖上掉下去，正好掉在一堆小小
的沙滩上，只受了轻伤，大家都认为他有祖宗保佑。路的西侧是陡峭的山，
也非常危险，有几块大岩石，好像要滚下来。
岭顶这条路很阴森，一过午就没有太阳，傍晚时独自在路上走，会感到
一股阴气。有一次，我和妹妹想到路下边去采野草莓，还没有走近，看见有
一个人从山路上下来，挑着两只篮子，篮子上用毛巾盖着，才走了几步，就
忽然不见了。他消失的地方，只有两个方向相通，一是往回走，一是往下走，
可是他既没往回走，又没往下走，就没有了，我们就吓坏了。
巡逻到岭顶附近，我心里有些发毛，那地方黑乎乎的，既适合鬼隐藏，
也适合阶级敌人隐藏。
正在这个时候，情况出现了，岭顶上亮起了一道光。
我们这帮人都站住了，看着我，意思是说：“怎么办？”
我悄悄地说：“卧倒！”
大家都在草地上卧倒，就像电影里的解放军一样。
那道光一摇一摇地从岭顶下来，是有人拿着手电筒从岭顶那边过来。
在这个时候，在这样黑的夜里，从这样荒凉怕人的岭顶下来，不是阶级
敌人是什么？我知道，我已经处在战斗的最前线了。这时已到了关键时刻，
我必须想起一点什么，或者毛主席语录，或者英雄人物，这样就会勇力大增，
就会奋勇斗争，这是我们的老师和语文课本告诉我们的。我记得在哥哥姐姐
们读过的语文书里，有一篇课文，讲的是越南南方一个孩子埋地雷炸美帝国
主义侵略者的，他去埋地雷时，就想起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是用黑体
字标出来的，所以很醒目。刚开始看到这篇课文时，我想，越南是外国，一
个越南南方的小孩子，怎么知道毛主席语录呢？但接着就觉得惭愧了，因为
越南南方的小孩觉悟高，我却在怀疑他，说明我觉悟太低。后来，我写作文
时，写到一个人挑粪过溪，就让他想起了毛主席语录。那时写作文，我们都
经常想起毛主席语录，比如有鸡在叫生产队的稻穗，我们想起毛主席语录，
就将鸡赶走；天下雨了，晒场里生产队的谷子还没有收起来，我们也想起毛
主席语录，帮忙收谷子。当然，也可以想起雷锋，或者黄继光、邱少云、董
存瑞、欧阳海、草原英雄小姐妹。总之，那时有很多供我们想起的东西，促
使我们狠斗私字一闪念，盼望着为抢救集体财产献出生命。
所以，看到从岭顶下来的手电筒，我想起了刘文学。刘文学是一个小学
生，一天夜里，他发现老地主在偷大队里的辣椒，就大叫一声：“老地主偷
辣椒啦！”冲上去与老地主搏斗。老地主开始想收买他，但刘文学毫不动摇。
老地主说：“你再喊，我就整死你。”但刘文学为了保护集体的财产，一点
儿都不怕，结果被老地主杀掉了。老地主说的整死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
想必是一种很残忍的杀人方式。我看到老地主杀掉刘文学那一段，心里格顿
一下，原来好人也会死在坏人之手的，但又不敢怀疑刘文学的死，是因为他
当时没有想起毛主席语录。
现在，献出生命的机会来了，我感到手心发热。
那个手电筒明目张胆地下了山，我开始喝问：“谁？”
“我！”那人肯定吓了一跳，他不会想到，虽然在黑夜，还是有群众雪
亮的眼睛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你是谁？”我又喝问。
“我是小吴。”他说着，转了一个圈子，想看看是谁在问他。
小吴这个名字非常陌生，所以，我们一跃而起，将他团团包围。
突然，小马一声惊叫：“是小吴老师啊！”然后哈哈笑起来。
我借着手电光一看，原来是中学里的老师，不过我不知道他姓吴。我几
乎认识所有中学老师，知道他们的姓，惟一不知道的就是这个小吴老师的姓。
有一次他和一群中学老师走过，我一个一个叫过去，最后一个就是他，我叫
不出，原来欢笑着的脸，一下子僵了。
既然是中学老师，当然不会是坏人，而且他们生活得比我们高级，小腿
肚都很白，连一个蚂蟥咬过的疤也没有，走路都很慢，脸上或者微笑着，或
者没有表情，从来不会咬着牙齿满头滴汗，而且都有居民户口（也就是城镇
户口，我们是农村户口，绝对不能算居民，这个是半点不能含糊的），即使
是臭老九，也只能是城里人眼中的臭老九，在我们农民看来，浑身都透着香
气，生活在天上。
我非常泄气，站在圈子外面，不好意思走过去。这也太丢脸了，我突然
想到那些用红缨枪押着红军的大官回家的红孩子，等他们明白了真相，也许
就跟我一样感到丢脸吧。还有那个拦住了列宁同志的哨兵，他不认识列宁，
被跟在列宁后面的人训了一顿，虽然列宁替他讲了好话，想必也很难过。十
多年后，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小说，讲的是抗美援朝的事，一个小兵因为
做错了什么，被一个军官处罚，让他在一条繁忙的路口大声地讲述自己做错
的事情，直到有一天，那个军官再次经过，发现那个小兵哑着喉咙还在努力
地讲，于是军官感动了，大大地表扬了他，而且，还自我批评了一句。为了
这篇小说，我对那个朋友生了很大的气。
看着我带领的那群孩子围着小吴老师，还抢着说话，都兴高采烈的样子，
我就感到非常无趣。我想，小马成绩差得要命，但这个时候声音却又尖又响。
我没有听到小吴老师说了些什么，只希望他不要看到我，他果然没有看到我。
巡逻已经一团糟了，我带着这帮孩子，垂头丧气地回到学校，向老师交
班。
小吴老师这么晚了，一个人翻山越岭地过来干什么？这件事我一直没有
弄清楚。
第二天晚上是阿江他们巡逻。
晚上巡逻的还有民兵。那天，民兵远远看见阿江他们过来，想看看他们
怎么巡逻，就卧倒在几捆柴的边上，其中一个民兵不小心弄亮了手电筒，阿
江眼疾手快，将手中的红缨枪飞射出去。不过他没有练过暗器，所以取不好
准头，没有射中。
阿江几乎成了英雄，我非常羡慕他有这样一显身手的机会，特别是人们
都称赞他警惕性高，让民兵从此不再小看红小兵。另外，我还关心阿江的红
缨枪，这样射过去，竟然只磕破了一点皮，没有大的损坏，说明他的红缨枪，
质量远远比我的好。
接着，有一天半夜，我听到溪那边的山上有很多人的喊声，就赶出去一
看究竟。村西头已经聚了好多人，山上还有人声传来。我打听情况，知道出
现了一个人，但没有抓住，大概是翻过山逃走了。我想，阶级敌人果然蠢蠢
欲动。然后，人们说，那是一个偷树贼，被民兵发现了。
偷树贼可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也可能是敌我矛盾，这个我不大明白。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大家都松懈了，轮过一圈后，始终没有发现隐藏的
阶级敌人和美蒋特务的破坏活动，就没有再巡逻。
小孩子比较容易忘事，所以，9 月还没过完，脸上的笑容有时会绷不住
绽出来，不过警惕性还是比较高的，会很快收敛起笑容，在心里自我检讨反
省，自觉罪孽深重。
我的负罪感可能比谁都要重得多，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件非常对不起毛主
席的事情。
那时我们有很多毛主席像章，我们家的全家福上，人人都别有像章，手
里还拿着一本红宝书，就是毛主席语录。别像章的事情我是记得的，拿红宝
书的事情，我却不记得了，后来看照片时才知道。
像章大小不一，小的像五角的硬币，大的像大人的手掌，有的刻着“毛
主席万岁”，有的刻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有一种刻着“大海航行
靠舵手”，好像是林彪写的字，林彪要篡党夺权，所以他写的字是大毒草，
字都划掉了。过去林彪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林彪说的一个“忠”字，都
是大毒草，都用钢笔涂掉了。最多的一种像章，大概直径六厘米。我做的坏
事情，就是在这样一枚像章上。
像章的背面有一个别针。有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呆在家里没事干，就拿
出一个像章看，不小心掰断了别针。
我吓得脑袋里一片空白，倒抽一口冷气，四面张望，确信没有人看到，
偷偷地将像章塞进了抽屉的最下面。
我想，我一定已经成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了，只是别人没有发现，也
就是说，我是一个暗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如果这件事被别人知道，一定会
开万人大会，将我押到台上，胸前挂上一块“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批
倒批臭，民兵从后面将我的头按住，按得深深地低下去。那些地富反坏右也
挂着牌子陪斗。
不过当时我还很小，心里盼望着出现奇迹，希望别针会重新抽芽长好。
蟹弄断了脚会长出来，壁虎弄断了尾巴会长出来，笋折断了，有时也会长出
来，别的别针不会长，难道毛主席像上的别针也不会长吗。
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去看看那枚像章，但别针总是没有抽芽。有一次，
我看见哥哥拿着那枚像章看了半天，吓得我躲起来，大气都不敢喘。幸好，
公安局一直没有来。
这种事情，其实也碰到过好几次。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一个
同学写作文，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这句话中的“不”字漏掉了。
老师在课堂上批评了他，不过没有将他说成反革命。毛主席逝世以后，我们
都写了悼念文章，老师叫一个女同学朗读自己的作文，开头一句话，就惹得
我们憋不住的要笑，可是那句话实在严重，我们都不敢笑出来。她是这样念
的：“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大喜日子里。”
那时候，我们写作文有一个套路，简称“三下一奋斗”，开头是三个下，
比如，“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在
九大的春风鼓舞下”，如果党中央正好开了一个比较大的会，就会出现“大
喜日子里”这几个字，因为既然党中央开了会，我们就应该喜气洋洋了。然
后再说国际形势一派大好，国内形势也一派大好。后来关于国际国内形势，
又有了新的说法，叫做“不是小好，是大好”。接着再写作文内容，写到最
后要结尾了，通常是这么一句话：“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有时略
加变化，不说奋斗，而是说“贡献我们的力量”。
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毛主席逝世这样的事情，周恩来、朱德的死，对我
们来说还不觉得非常可怕，也没有要求让我们写悼念文章，所以，这次那个
女同学就把毛主席逝世写成了“大喜日子”，其实她根本不知道大喜日子是
什么意思。我们总是在写着那些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话，但自以为是知道的，
或者以为是一般的套路，只有形式上意义，不知道还有内容。就像每学期写
决心书时，总有这么一句话：“我决心做到以下几点”，然后是一、二、三
列出来。这以下几点，我一直没有搞懂是什么意思，直到很久以后，回想起
小时候的决心书，想到以下几点的格式，才知道我那时不懂它的意思这回事
情。
老师听到她读出“大喜日子里”几个字，倒也没有为难她。也许，我们
住得偏僻，所以不作兴搞文字狱，也许，老师也不愿意学生出事情。
有时，老师也会有为难的时候。
粉碎了“四人帮”，华国锋当了主席，我们也放心了不少，因为毛主席
一死，还有华主席出来。有一次，学校里开会，大概是传达文件，说华国锋
现在是主席这件事吧。毛主席像和华主席像并排贴在黑板上，都神采奕奕。
只是华主席像的一颗纽扣上有反光，像一个人头。有人偷偷告诉我说，那个
像人头的反光，真的是一个人头，是蒋介石的头。华主席拍照片的时候，台
湾的特务用很先进的方法，将蒋介石的头映了上去。
文件传达好以后，本来也没有什么的。问题是第二天就要上课了，老师
得在黑板上写粉笔字，可是毛主席像和华主席像贴在黑板上，是用浆糊贴的，
揭不下来，撕下来的话，就会撕破。撕破了主席像，那罪名可就大了。老师
很着急，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也替老师着急，但都想不出办法来。
恰好，公社里管文教的干部在我们学校里，老师只好请他想办法。这个
干部红光满面，站在主席像的前面，看来看去看了好久，还用手摸了摸，最
后下定了决心，说：“撕下来，立即烧掉！”
我们吃了一惊。但深想了一下，觉得也只有这个办法了。老师就手忙脚
乱地撕下主席像，拿到教室外面烧掉。我看他的手都在发抖了。这样的事情，
毕竟冒着很大风险的。不过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是绝不能说出去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还学到一篇课文，是郭沫若写的《水调歌
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
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郭沫若就是郭老不服老的郭老，是文
艺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第一面旗帜是鲁迅，第二面就是他了。排在他后面的，
还有茅盾和巴金，不过当时我们都还不知道这两个人。
郭老说的精生白骨，就是江青。江青本来是毛主席的老婆，照道理说，
她应该是毛主席最亲的人了，不知道怎么的，竟然也想篡党夺权，听说，毛
主席死后，她是要当主席的，王洪文当委员长，张春桥当总理，姚文元当什
么，已经忘记了，好像是副主席。王张江姚“四人帮”，江青排名第三，结
果却当主席，排名第一，这让我很意外。
可是在“四人帮”粉碎之前，我和一个同学还排过一个相声节目，叫做
《胖墩儿变样》，说的好像是电影《小兵张嘎》里面演胖墩儿的小演员，怎
么从坏学生变成好学生的故事。节目开始的一段话是：“江青同志批示……
敢批孔老二，值得深思。”孔老二是孔丘，是儒家的头头，是林彪的祖师爷，
要“克己复礼”，回到奴隶社会去。中国的历史，是儒家和法家斗争的历史。
我们都批判过《三字经》、《神童诗》，昔孟母，择邻处，孟母不喜欢和普
通老百姓住在一起，可见是个坏人。所以敢批孔老二，值得深思。
可是现在江青成了坏人，常常怒气冲冲用尖嗓子说话，她要批判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要倒过来歌颂呢？我知道她不但批林批孔，而且还批水浒，说宋
江是投降派。不过毛主席也说宋江投降派，毛主席教导我们：“《水浒》这
本书，好就好在投降。”这句话我们都背得出来，老师说，“好就好在”，
并不是说《水浒》好，而是说《水浒》不好，应该当作反面教材。
这就出问题了，我们当然听毛主席的话，而且华主席也说过，“凡是毛
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
遵循。”可是这样一来，不是连带着听了江青的话了吗？
幸亏老师给我解开了这个结。老师说，本来，毛主席有统一的安排，批
林批孔运动搞好以后，再搞批《水浒》运动，这是有步骤的，但“四人帮”
却迫不及待地要批《水浒》，“三箭齐发”，打乱了毛主席的正确步骤。
听了这个解释，我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知道“四人帮”是跟毛主席捣
乱的，跟“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林彪一样坏。至于先批林批孔，再批《水浒
》，与“三箭齐发”之间有什么至关重要的差别，这个我没有去想，那时，
我还想不到这样深刻的问题。
但是我排过《胖墩儿变样》，里面有江青的话，这件事我还是比较担心
的，害怕出事。幸运的是，那年元旦演出的时候，跟我搭档的同学到别的村
庄喝喜酒去了，所以这个相声没有上台演出，也就没有造成恶劣影响，流毒
没有蔓延开去。后来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在放寒假时的期末成绩报告单上，
老师给我写的评语，是积极参加批判“四人帮”的活动。其实，在放暑假时
的期末成绩报告单上，老师也给我写过类似的评话，不过那时是积极参加批
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九七七年春天，有一个消息在我们村里悄悄流传。
我们村的北边，紧贴着一个竹园，过了竹园才是溪滩，那时候毛竹还很
多。这里是我们的乐园，夏天乘凉，冬天玩雪，还常在竹园里荡秋千、爬毛
竹，有时，一手勾着毛竹转圈子，转得晕头转向才罢手。割了小麦，麦秸成
捆成捆堆得老高，我们就在麦秸堆上爬上爬下。读高中的时候，我将被子借
给同学，结果感冒了，又不肯上医院，变成支气管炎。恰好有人在两株毛竹
之间有人拴了一根横杠，我常常去翻单杠，没想到支气管炎就这样治好了。
可是，隐隐地听人说，有人在毛竹上用碎碗爿刻了反动标语。
这件事让我非常吃惊。我们那时警惕性是很高的，时刻提防阶级敌人搞
破坏。可是，从来没有想到，这种事真的会发生。
接着，传出的消息越来越多。听说是小青，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孩子干
的。那天有一个人看见她用碗爿在毛竹上乱刮，那人还骂了她。因为毛竹表
层的竹青刮掉了以后，竹子就派不了大用场了。结果，她刮的那个地方，有
反动标语。
但小青坚决不承认那些反动标语是她刻的。她说，她看到毛竹上有反动
标语，认为是不对的，所以要刮掉。
这就复杂了，如果不是小青刻的，那也就是说，真的有一个反革命分子，
隐藏在我们身边，但我们却毫无所知。这不是太危险了吗？
我非常想知道反动标语上说的是什么，因为反动标语虽然反动，但在我
看来，还是比较高级的，平常的人是写不出来的。可是我又不敢问，怕引起
怀疑。
渐渐地，我真的知道了，是“打倒华国锋主席”这七个字。
别人告诉我的时候，不忘了郑重叮嘱，不能连起来说这几个字。接着，
大队里开会，支书也说了这件事，并反复说，要批判这种人，但说的时候，
不能将这七个字连在一起说。他说：“如果你连在一起说了，不是也喊了一
句反动口号了吗？”他的话说得这样有道理，我们都心悦诚服。
有人说，小青这女孩，恐怕是过火了，脑子有问题。这样说的人，显然
不认为小青真的是反革命，只是小孩贪玩，又不知轻重，才会刻这样的字。
她跟华主席又不认识，华主席也没有得罪过她，她肯定不会真的反对华主席。
这句话可能出于好心，宽恕了她，但同时也坐实了她的罪名。但也有人说，
小青这个人，恐怕不会刻这种反动标语，她对华主席没有深仇大恨，也不会
有这样的胆量。但究竟是谁刻的呢？
这事情成了我们村最神秘的事情，我们连猜都不敢猜。我们村很小，人
人都认识，而且知根知底，万一哪个人忽然变成了反革命分子，这也太不可
思议了。
另外，我们也都很气愤。小舟说，他要是知道是谁刻的，一定要狠狠地
惩罚他。就连地主的儿子阿辛也说：“刻这种反动标语，他的良心肯定是被
狗吃掉了！”他说了良心两个字，我觉得用得很特别。
可是我私下里还是有些担心，万一别人认为是我刻的，那可是没法子做
人了。那时，正好是长毛笋的时候，我们本来就不大敢到竹园去，怕被人怀
疑想偷集体的毛笋，现在，我更加不敢去了，生怕被人怀疑是我刻了反动标
语。
然后，公安局来人了。
公安局的人是骑摩托车来的。他是一个高个子的中年人，长长的脸上，
长满了横肉，腰间还挎着一支手枪的皮套，有没有手枪，我不知道。他的摩
托车停在公社的门口，我们几个人围着摩托车，评论了一番。前两年，大队
里买来一辆手扶拖拉机，我们也围着它评论过一番。不过这次不同，这次看
着摩托车，就像看着反动标语一样，心里很没底。
公安局的人不知道干了些什么。我以为他既然来破案，一定会常常在草
堆里，或者小弄堂里埋伏，不料，他进了公社，没再看见他出来。
一天下午，老师叫我们晚上都到学校里去。晚上去学校，这样的事是有
过的，一年夏天，老师说要组织一个“晚呼队”，说是排着队喊着口号，用
八分钟时间，在村里绕个圈，回到学校。喊的口号除了毛主席和共产党万岁、
打倒什么什么人以外，还有“小心火烛”、“饭前便后要洗手”、“关好门
窗”等等，意义十分重大。等我们喊过一圈回到学校，老师说，正好用了八
分钟时间。但二哥说，不可能正好八分钟，老师在撒谎，不过是骗骗小孩的。
我们知道这次跟“晚呼队”不同，肯定与调查反动标语有关，“晚呼队”
你可以不去，甚至可以不请假，但这次如果不去，那就是做贼心虚，所以非
去不可，心里是又兴奋，又惴惴不安。
回到家里，我说晚上老师叫我们去学校。我爸爸看着我笑了笑，从他的
表情上看，好像我晚上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晚上，我们坐在教室里，每人发一张纸。这时，进来一个公社干部，老
师说，由他来给我们做听写练习。
听写是很平常的事，老师说一个词，我们写一个词，那些词我们都学过。
可是公社干部来考我们听写，还是第一回。我想，他能当上公社干部，说不
定他认识得字只怕比我们老师还多，他说出来的词，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写。
不过，我们都知道，不会写也不要紧，反正他们只是要查对笔迹，不是真的
考试。
公社干部说：“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
国万岁。”
这三句话，我们小学一年级就学会了。小学一年级语文书，第一到第三
课，就是这么三句话，然后才是汉语拼音，再后面的两课，是“千万不要忘
记阶级斗争”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公社干部在讲台前面、课桌边上踱来踱去，一边沉吟，一边继续说：
“打倒刘少奇。”“批判邓小平。”
刘少奇和邓小平是有区别的，老师早就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刘少奇是
叛徒、内奸、工贼，邓小平虽然也批掉了，但他还是党员，还没有开除党籍，
所以，不能说打倒。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那会儿，我的一个同学说：“批判刘
邓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回家一说，我二姐吃了一惊，追问这句话我
是从哪里听来的。但她又不肯解释，我还是没弄懂。有一次，我和别人喊口
号玩，从打倒陈独秀开始，一直喊到打倒邓小平，这最后一句话刚出口，就
知道喊错了，邓小平是不能打倒的，心里猛跳，出了一声冷汗。幸亏没有人
注意。
公社干部看样子不想再说，走回讲台，忽然转过身来说：“打倒林彪。”
“打倒‘四人帮’。”他想了想，似乎还想说话，又不想再说了，犹豫了一
会儿，终于又说了几句：“英明领袖华主席。”“毛主席，党中央。”“打
倒蒋匪帮，打倒苏修，打倒美帝。”然后，他不再犹豫，说：“行了，写上
自己的名字。”
我们互相看了看，轻声说：“这么简单啊！”我写上自己的名字，将纸
头交到讲台上，又看看老师和公社干部的脸色，不过他们都板着脸，没给我
们任何暗示。我们只好故作轻松地互相说几句话，就各自回家了。
刚到家，我爸爸就问我：“打倒的倒，你是怎么写的？”
“就是单人旁的倒。”
“国家的国字呢？”
“一个大口，里面一个玉字。”
“这就对了。”他说。
我想，这两个字谁不会写啊？我隐隐想到，可能反动标语的内情，与这
两个字有关，我爸爸在公社里工作，肯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还没想明
白，见他不再追问，松了一口气，就去玩了。
毛笋都长得差不多了，山上的野笋就开始猛长。山虽是集体的山，但拔
野笋是不禁止的，所以我们几乎每天山上拔笋。总是两三个人约好了，中午
放学回家，就换上破衣服和破鞋子，拿了装笋的工具上山去，回来再吃饭。
下午放学也一样，所以一天要拔两次笋。
有一天中午，我和小舟一起去拔笋的，回到家里，头上还冒着汗，就捧
起碗吃饭。这时，我妈妈轻声说：“反动标语谁刻的，已经知道了。”
我心里格登一下。
“是阿辛。”
我心里又格登一下。头上冒出更多的汗。我想起上午老师大发雷霆的事
情，他说有的人生在福中不知福，对社会主义怀恨在心，在后竹园的毛竹上
刻反动标语，这个人，就在这里坐东！“东”是一个语气助词，相当于
“着”，但“东”字发音长，像一枝长枪戳过来一样，异常犀利。原来，老
师的长枪是戳向阿辛的。
我感到握筷子的手在微微颤抖。
妈妈看着我，说：“怎么啦？”
我摇摇头：“没什么。”
其实，我是被这个答案惊呆了。上次，阿辛说过：“刻这种反动标语，
他的良心肯定是被狗吃掉了！”他竟然是自己骂自己，阶级敌人果然狡猾！
他潜伏在我们身边，不知道搞了多少破坏了。
他是地主的儿子，可是我们没有怀疑他，没想到他的胆子这么大，迫不
及待地跳出来，反党反社会主义。
那时候在农村，一个家庭的成份分为六等，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
农、贫农、雇农。雇农大概比较少，不能算一个完整的成份。
地主和富农，是专政对象。听说刚解放的时候，在二十里外有一个富人，
为人特别好，所以评成份的时候，都评他为富农，可是他对照来对照去，觉
得自己应该被评为地主，三番五次要求，结果真的被评为地主了。不知道他
后来是怎么后悔的。富农和地主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地主有很多田地，还雇
长工，和资本家一样，是真正的历史反革命，富农只是在忙的时候雇人，剥
削是剥削的，性质比较轻一点。
上中农就是富裕中农，是中立分子。毛主席说，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所以，上中农是可以团结的。
下中农和贫农，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简称贫下中农。那个时候，我不
知道什么叫同盟军，只觉得很光荣，填写成份的时候，写上“贫农”两个字，
觉得自己根红苗壮，可以昂首挺胸，一点没想到工人阶级只是把我们当同盟
军，并没有真的当自己人。而且工人阶级住在城里，有工资领，有粮票发，
还有房子分配，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生病看医生，还能报销，跟我们大不
一样；他们的子女也是工人阶级，根比我们红，苗比我们壮。我们年底一算
账，很多家庭还欠队里钱，叫倒挂户。贫下中农是一个光荣的名词，他们在
旧社会，到年底要遇到地主逼债；但倒挂户是一个可耻的名词，到年底还欠
着队里的钱。
在旧社会，贫下中农的生活是很悲惨的，这个，学校的贫管组反复跟我
们说过。贫管组的全称是什么，我不大清楚，大概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工
作组”吧。
听说，我们村的那个地主是被枪毙的，地主的老婆我也没看见过，但有
人说，这个地主婆也很凶，人家都问她借一升米，她量上一升，手掌升得手
心都突起来了，从升口平平掠过。去还米的时候，她的手掌就手背突起。这
大概跟老师说的“小斗出，大斗进”差不多。还有一个泥塑收租院，不知道
在哪儿，一些农民被恶霸地主毒打，留下一件血衣。后来有人在杂志上说，
这个泥塑收租院是假造出来的。但它当时却是提高我们觉悟的一个重要的教
育基地。还有一篇课文是这样开头的，“旧社会，大雪封门的日子里”，讲
的是除夕那天，地主的狗腿子上门逼债，但这个贫农家里只有八粒米（也许
是十粒，记不得了），熬了一碗粥，给生病的人吃，结果也被抢走了。
总之，我们非常痛恨地主，说阿辛的妈妈曾经穿着皮鞋踢贫农。平时开
批斗会，他妈妈总是要陪斗，和另外一些四类分子一起，在台下第一排，或
者在台下的左侧，面对着大家站着，胸前挂着一块牌子。农闲时候，有时会
休息一天，这时，四类分子就要参加义务劳动，我常看见他们在北山下的路
上扫地或者挑土。
所以，我们对阿辛也怀有一些敌意，虽然平时一起玩，但他必须老老实
实，不许乱说乱动。他能做的，其实就是想办法讨好我们，可是一不留神说
了什么不中听的话，我们就说他地主的儿子，他就脸色灰白。甚至他的父母，
也总是讨好我们。
那时候，我们经常吃粥，因为米总是不够。有时候还吃番薯，吃麦稀饭。
有一次，我们家烧了一锅番薯，还没烧熟，天已黑了，却听到打门声，原来
是客人来了，我妈妈手忙脚乱地盛出番薯，重新烧饭。不过贫管组说，有粥
吃，有麦稀饭吃，有番薯吃，已经很幸福了，过去，他们还吃过乌糯呢。乌
糯是狼箕的块根，要从山上挖来，吃了不易消化。
我们吃粥虽然吃得多，也没有阿辛家吃得多，他们家几乎每天吃粥，但
爸爸有胃病，每餐得吃米饭。有一次，我在他家里玩，一个眼睛差不多半瞎
的老人，在他们家里吃饭，阿辛很小心地将鱼刺从他的碗里挑出来，我看着
心里有点怪怪的。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阿辛是我们中最可怜的一个。
但他身处嫌疑之地，为什么竟然还要刻反动标语，向党和国家发出挑衅？
我们当时的解释，就是阶级仇恨，就是他希望我们贫下中农，吃二遍苦，遭
二遍罪。
既然查出来了，就要开批斗会。
阿辛没有被判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是“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听说
是因为他的年纪还不到十六岁。这两个罪名之间有多大区别，我也不大明白。
不过老师说，现行反革命，比历史反革命要严重得多。老师还说，阿辛的妈
妈是历史反革命，阿辛是现行反革命。
批斗会先是在我们学校里开，每个人都写了一篇批斗文章，然后老师定
下来，哪几个人发言。我没有发言，我的任务是领呼口号。
那天所有学生都挤在一间教室里，还来了很多大人，可能是公社里的，
也可能是中学里的，贫管组的人大概也来了，都有一副严肃的面孔。不过惯
常陪斗的那些人，一个都没有来。民兵也没有来。
我当时心情紧张，拿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满了各种口号，从“打倒‘
四人帮’”到“批判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阿辛”都有。我怕出错，每句话都
在心里过上几遍，才敢喊出来，万一喊错了，只怕接下来就要批判我了。
有好多人上台发言。一个人发言结束，我就站起来，举起右手，挑几条
口号喊。我喊一句，别人也举起右手跟着喊一句，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气势，
把阿辛的反革命气焰完全打下去了。
这个小规模的批斗会开过后，还要开一个万人大会，召集全公社所有的
人，在我们村的大会堂里开。
上次在大会堂里开过毛主席追悼会以后，还开过一次重要的会议，主要
是传达粉碎“四人帮”的文件，开完会，还举行了游行，在民兵连长阿民的
带领下，零零落落的，一边游行，一边有人回家，还没走一半路，就只剩下
十多个人了，在我当时看来，也认为这样的游行很不正常，没有一点严肃性。
这次，那些四类分子什么的都来陪斗了，他们站在台下，阿辛站在台上，
都挂了牌子。
领呼口号的是两个大人，一男一女，听上去喊得很专业，声音尖利响亮，
有穿透力，比我好多了。很多人在台上发言揭批，都是我不认识的人。我们
学校发言的代表，比我高一级，声音也很宏亮，上了台一点不胆怯。我爸爸
说，那个学生的发言发得很好，只读错了一个字，把“树欲静而风不止”，
读成了“树要静而风不止”。我当时不但区别不出这两个字，而且也不大明
白“树”和“风”有什么关系，更不明白树和风与阿辛的反革命行为有什么
关系。
我坐在台下，看见民兵连长阿民忙忙碌碌的，一会儿走过去，抓住陪斗
的四类分子的后脑勺，狠狠地按下去。我心里想，幸亏是阿民做这个事，要
是我，长得不够高，只怕踮起脚尖也按不着他们的后脑勺。
开完了会，也没有人提起要游行示威，大家都走散了。阿辛和那些陪斗
的四类分子，都挂着牌，低着头，站在大会堂门口。我们经过他们身边，看
看牌子，有好多字不认识。
我经过阿辛的家，看见阿辛的姐姐一动不动地坐在家门口，怀里抱着还
没上学的妹妹，脸色木呆。我想，她的弟弟被批斗了，她的妈妈在陪斗。这
样想着，突然有些凄凉，又有些害怕，连忙加快脚步。 | 
